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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湛浩牙科学府电话 抗战时期,中国的大后方在哪里?

2021-10-19 19:18:57烧烤用具
抗战时期,中国的大后方在哪里?这个问题如果你回答“大西南”那就大错特错了,1940年6月,参加过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关麟征第15集团军,紧急从湖南调往云南布防,就足以说明云南根本不是安全的。当时日军已从越南北部窥视滇南,迫使重庆军委会不得不调中央军关麟征部南来(后番号为第9集团军),同时也允许滇军主力卢汉之第60军,从中原战场回防云南,可见是如临大敌
攀枝花市湛浩牙科学府电话 抗战时期,中国的大后方在哪里?

抗战时期,中国的大后方在哪里?

这个问题如果你回答“大西南”那就大错特错了,1940年6月,参加过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关麟征第15集团军,紧急从湖南调往云南布防,就足以说明云南根本不是安全的。当时日军已从越南北部窥视滇南,迫使重庆军委会不得不调中央军关麟征部南来(后番号为第9集团军),同时也允许滇军主力卢汉之第60军,从中原战场回防云南,可见是如临大敌。

(刘文辉)

到1942年5月,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不到半年,随着第一期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大败,日寇跟踪追击由缅入滇,差点突破怒江直逼昆明,幸宋希濂拍马杀到堵截成功,尽歼窜入江东之敌,进而形成隔江对峙,即便如此,怒江以西的滇西国土,还是沦陷了两年多之久。所以说,滇南和滇西的中日两军对峙说明,在抗战时期云南并不是安全的大后方。

广西呢?1939年秋天,为了切断由越南到广西内陆的公路运输,日军纠集第5师团、TW旅团等部队发起“南宁攻略”,一举在广西南部登陆成功,不但攻占了重要城市南宁,还一路北上控制了桂南要隘昆仑关,由此爆发了抗战中期著名的的“昆仑关战役”。杜聿明第5军和日寇第5师团厮杀旬月两败俱伤,虽然收复了昆仑关,但是第5军基本打残了,所以整个“桂南会战”中国军队其实是失利的。

(宋希濂)

昆仑关大捷的背后,其实更要命的是不久以后日军增兵,昆仑关又丢了,日军只是因为兵力不足,才没有继续向广西纵深挺进,在昆仑关以北对峙了一年多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军一度撤离桂南,重庆方面和桂系都以为广西从此是可靠的大后方,所以把陆军大学等重要机构、大批美援武器装备和弹药汽油都储存在桂西山区,连桂林都繁荣的不行,一片歌舞升平。

结果1944年日军再度发起大规模进攻,也就是重庆方面的“豫湘桂大溃败”,看看那三个省的名字,就知道广西这次没有幸免。日寇第11军从湖南突入,另以第21军从桂南包抄,桂林、柳州相继沦陷,桂西地区大批军用仓库被毁被掠。广西当时全省99个辖县,先后有67个县沦于敌手,沦陷率高达68.6%,谁再说广西是抗战大后方,那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

(杜聿明)

豫湘桂会战之“桂柳战役”后期,由于中央军和桂军一路溃败,前线日军已经杀红了眼,抗命越过黔桂边境突入贵州省境(日军没有占领贵州的计划,是要控制广西境内的铁路和摧毁桂柳地区空军基地),一路攻陷独山等县城,引发贵阳和重庆震动。这也是抗战时期的至暗时刻,国民政府已经准备继续西迁,因为老蒋摸不清楚日本人进攻的终点在哪里。

一些军事爱好者也没有弄清楚抗战期间大西北的局势,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武装割据、跟苏联的特殊关系以及政治立场的反复无常,所以面积虽大,却不可能成为抗战的大后方;青海和宁夏是“马家军”马步芳和马鸿逵的老巢,对国民政府的忠诚度大打折扣,西藏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政治情况复杂,也不适合于作为军政后方,诺大西北五省区,真正控制在国民政府手中的其实只有甘肃,也就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。

(胡宗南夫妇)

之前撰文介绍过,胡宗南军事集团40万大军驻扎西北,始终没有投入其他战场的深层原因,除封锁和包围陕甘宁边区外,确实有威慑盛世才和镇慑二马之意,也就是说,大西北虽然没有日军侵入,但实际上政治情况非常复杂,加之地广人稀经济落后,并不能视为抗战的可靠大后方。1944年豫湘桂会战后期,由于日军杀入豫西威胁潼关,在西安的许多军政机构已经行李打包,准备逃往川北的汉中去也。

那么在抗战最黑暗的1944年初,国民政府打算继续迁到哪里呢?西康,现如今已经取消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划,它与四川、云南、西藏和青海四省(自治区)相接壤,曾经的管辖范围包括现在的四川甘孜州、凉山州、攀枝花市、雅安市及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市、林芝市等地区,最多时辖有46县338万人口,省会则曾先后设于雅安、西昌等市。

西康原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地盘,刘文辉1928年就已经被任命为“川康边防总指挥”,后来在与刘湘争夺四川霸权的战争中失利,所部彻底退入西康,1933年8月17日,刘文辉于雅安发出通电,宣布“驰赴西康,致力国防”,其实就是表态弄不过刘湘了,退回西康一隅以自保。而刘湘也没有赶尽杀绝,自此,刘文辉在西康形成了军阀割据状态。

抗战爆发以后,国民政府迁都重庆,同时调川军大部出川抗日,遂逐步完成了对四川的彻底控制,当然也对西康省不会放过,1939年2月14日设立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营”,由张笃伦担任行营主任,标志着中央军势力开始渗透进了西康。然而,刘文辉实行了“经济上开门、政治上半开门、军事上关门”的强硬路线,使中央军的正规部队一时无法真正进入西康,从这个层面来说,刘文辉虽然保住了自己的实力,却不利于抗战大局。

(第二期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)

1942年以后,老蒋命令刘文辉第24军入藏,另以中央军两个师进入西康接防,刘文辉不从,双方一度剑拔弩张,只是由于抗战形势紧张以及刘文辉与当地少数民族头领关系密切,才没有真正爆发内战而已。如果1944年日军在贵州继续深入,那么国民政府迁入西康必成定局,刘文辉即便想反抗,恐怕也抵挡不住中央军精锐部队的“换防”。所幸日寇已是强弩之末,在汤恩伯的部队追击开始前,已经奉命撤退。

因此说,如果真正了解抗战时期大西南和大西北的军政局势,以及侵华日军的侵入态势,完全就可以得出结论,在抗战时期真正的大后方只有一个名词两个地方:川康。

(借一张地图)